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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以來，伴隨經濟體制的深刻變革，社會結構隨之發生變化：廣大社會成員開始擺脫束縛，進行相對自由的人口流動，中國從封閉僵化的傳統社會向開放流動的現代社會過渡。在社會轉型的洪流中，曾經高度依賴土地的農民階級不斷流動涌出、分化分層，為學者研究分析農民階級的分化分層提供了豐富的素材。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盡管發生在中國農村的社會階級階層結構變革極為深刻，但在城鄉二元對立的思維定式下，關于中國城市社會分層的研究成果卻更為豐富，相反，農民階級的分化分層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更很少有對階層分化狀態和分化機制進行綜合研究。顯然，割裂開兩者之間的聯系，不利于從整體上認識中國農民正在經歷的社會變遷。[1]本文在現有文獻的基礎上，對中國農民階級分化分層的歷史動因、分層標準、分化現狀及存在問題等前人的研究成果進行梳理，以期對今后的研究有所助益。

一、關于農民階層分化的歷史動因的研究

農民的階層分化，指的是農民階級的分化分層，意為農民階級中部分成員因主觀或客觀原因，轉變為其他社會階級階層的過程，也即是農民實現身份轉變的過程。無疑，一個國家農民階級的分化分層與該國從農業國躍遷到現代化工業國的歷史進程緊密相聯系。[2]在資本主義初期，農民階級分化的主要動力來源于工業化和城市化的雙重推動，是靠工業、城市的巨大“拉力”把農民吸納到城市，在這股強大而又持續的“拉力”作用下，農村勞動力幾乎是同時完成了職業轉移、地域遷移、社會身份的轉化過程。在國家工業化的宏大背景下，長期作為小農經濟主體的中國農民階級不可避免的被卷入工業化的浪潮中，背井離鄉、闊別故土，在新的地域空間中找尋自己的生存目標。從這一點上看，中國與發達國家早期工業化的模式一致。然而，由于農民身份轉化的路徑不同于西方，中國農民實現身份轉變路程之漫長、過程之艱辛，呈現出復雜性和多樣性的特點。鄒農儉教授從我國農民分化的特質和歷史起點出發，探究其分化的歷史動因，認為從改革開放以來蔚為壯觀的農民轉化的演進軌跡可以清楚看到，職業轉移是我國農民階級分化分層的邏輯起點，是我國工業化過程的典型特點。鄒農儉教授認為：從農民轉化為非農民經歷了一個嬗變的漫長過程，這一過程有三個顯著環節：職業轉移、地域遷移與身份變更，這三個環節構成三個不同的臺階，并呈現依次遞進的關系，并不是同時進行的。只有完成了這三個環節，農民才真正實現了向非農民的轉化。[3]萬能、原新的研究表明：1978年以來中國農民的階層分化過程有其獨特的社會結構性因素在起作用，階層分化不是社會封閉的結果，而是因市場化的改革和制度變遷所帶來的社會流動機會的增加，這種變革促成了中國農民從計劃經濟時期的相對均等化向階級階層分化的轉變。[4]由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所帶來的農業勞動力的再解放，使長久隱匿于集體勞動之中的農業勞動力剩余問題日推顯化，成為占全國人口80%的農業勞動力向外轉移和農村居民分化的直接動力。[5]一方面，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擴大了農民對自身勞動的支配權，農民能夠自由地選擇職業，使其職業分化成為可能；另一方面，獲得經營自主權的農民，由于政治、經濟和人力資源等的不同，以及把握市場機會能力的差異，逐漸形成了具有不同特征的群體，中國農民階級的分化分層由此拉開了序幕。[6]

二、關于農民階層分化標準的研究

農民的階層分化標準，既是一個理論命題，也是一個實踐命題，對其研究既要遵循階級階層理論的一般規律，又要適應中國農村的具體情況。國內學者對農民階級分化分層標準的研究，經歷了一個逐步深化、不斷發展的過程，從改革開放之初的堅持馬克思主義階級分層原則，到90年代初的以職業為標準的分化指標，再到近十年來以多元指標為分層標準的選擇。代表性的觀點有：林后春主張在農民分層研究中應堅持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指導地位不動搖，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則、立場和觀點，同時在實踐中發展馬克思主義，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來認識新情況、解決新問題。具體來說，其認為農民分層標準應以農民在商品經濟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兼考慮職業特點和財產占有關系作為新的分析標準。[7]關于當代中國農村社會階層劃分的標準，鄒農儉教授提出以下原則：其一劃分階層必須與時代基本特征緊密聯系起來；其二階層劃分標準必須與社會分化程度緊密結合；其三關于顯著性差別，討論階層劃分的標準問題就是確定一個尺度、標準，并以此去識別、區別不同的社會群體，而依據這一尺度辨別出的社會階層應當能反映它們在社會分工體系中的不同功能，在社會結構中的不同地位。其主張以社會分工為主標準，以社會地位的差別為輔標準，即先以職業性質作為劃分標準，再以其在社會生產、生活中的地位作為劃分目前農民分化過程中各種“階層”的標準。[8]李全生認為，確立農村社會的分層標準，也應遵循三個原則——充分利用分層研究的理論成果、緊密結合農村社會現實、突出體現農民縱向差別，將經濟、政治權力、聲望、專業技術、族姓五個方面作為農村社會的分層標準。[9]毛丹、任強則通過對社會分層理論適用性及中國農村現狀的研究，認為自改革開放以來，農村地區雖然經濟體制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但很多地方并不是完全的市場經濟，農民的社會流動也不是完全自由的；以職業作為社會地位的指標，從理論上首先應該滿足的條件，在目前的農村地區尚未完全具備，因此，職業分層不適合我國農村現實。其提出以社會資源作為農村社會分層的標準，具體應包括：經濟資源和象征性資源，即能夠影響自己、他人的現狀、未來的所有資源形式的總和。[10]

三、關于農民階層分化現狀的研究

“1978年以來，我國農民的階層分化速度最快、規模最大、范圍最廣”。[11]著名農村社會學家陸學藝先生早在20世紀90年代初就曾深刻指出“目前中國的農民實際上已經分化成若干利益不同、愿望不同的階層，而且正在進一步分化之中”。[12]縱觀我國學者對農民階層分化現狀的研究，代表性的觀點有：

（一）以職業性質不同，輔之以其它，認為農民階級已經分化為約10個階層

最具代表性的當屬陸學藝的農村階層劃分，其與張厚義、張其仔主持了對全國不同地區、不同類型村莊的調查課題，即以“農民所從的職業類型、使用生產資料的方式和對所使用生產資料的權力這三個因素的組合”為分類依據進行劃分。經過大量的實證材料證明，“農村有10個階層：農村干部、集體企業管理者、私營企業主、個體勞動者、智力型勞動者、鄉鎮企業職工、農業勞動者、雇工、外聘工人、無職業者。”[13]這一時期，許多國內學者也依據職業來劃分開展農民階層的研究，雖然劃分的農村階層種類不一致，但從總體上來看，可以說是陸學藝“職業分層”的延續，從研究方法上看，沒有超出陸學藝的職業分層的分析框架。

（二）主張以多元標準，將農民階級劃分為數個不同的階層

受西方韋伯多元分層理論的影響以及農村社會日益分化的現實情況，學者們逐漸跳出依據職業進行分層的研究框架，以更加開放的視角、更加多元化的眼光來檢視農村社會的層化現象，這也是當下學者對農民分層研究的主要著力點。比較有代表性的觀點有：

1、李全生主張應將經濟、政治權力、聲望、專業技術、族姓五個方面作為農村社會的分層標準。其同時對農村現代化達到一定程度后的分層標準的變化進行了預測，認為家族勢力經過一個否定之否定的反彈后會徹底削弱，不會左右農村社會，族姓標準將首先被取消；隨著社會理性化、農村城市化和生活方式多元化，道德維度雖然仍起作用，但其作用力日趨下降；政治權力標準的重要性也會降低，而專業技術標準的重要性會有很大提高；經濟標準仍將是未來農村社會的首要標準。[14]

2、盧福營指出，對農村社會成員結構實行多視角、全方位的分析，應該從現階段農村社會成員分化的原因出發，選取若干坐標，對當今的農村社會成員做多維的階層分析。如根據對生產資料所有權和經營權的不同組合劃分為家庭承包勞動者、鄉村集體勞動者、個體勞動者、私營企業主、受雇民工等階層；根據所從事的職業類型劃分的職業階層系列有農業勞動者、非農業勞動者、兼業型勞動者等階層；根據工作和生活所在地的社區性質劃分為社區階層系列，分為城市農村勞動者階層、小城鎮農村勞動者階層、鄉村勞動者階層。[15]

3、近年來，有學者根據社會資源、收入、消費等對農民階級進行分層。毛丹、任強依據社會資源的標準，將我國的農村居民分為四大階層：上層（精英階層）、中上層（人階層）、中層（普通村民）及下層（弱勢群體）。[16]林堅等人在陸學藝對農民社會階層劃分標準的基礎上，以職業為基礎，以不同職業農民的收入為主要依據，結合農民對不同職業的美譽度，將農民大致分為上層、中上層、中下層和下層四類，并認為目前中國農村社會階層結構是一個“類金字塔”型結構。[17]

四、當前農民階層分化研究中存在的問題及建議

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尤其是農村社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應該說來自實踐層面的有關農民分化分層的經驗性材料相當豐富；然而，在理論界，成果并非如想象中的豐富，理論研究嚴重滯后于社會發展。從現有的研究成果看，筆者認為，內容重復的較多，富有見地的較少；對描述現狀的較多，分析現狀的較少；有關政策建議類的研究較多，深入探究分化原因的較少；討論農村階層分化影響的較多，從學理層面探究階級階層基礎性問題的較少。具體來說，當前我國農村社會階層分化研究中存在的主要問題有：

（一）職業分層在農民分層研究中的適用性問題

職業分層是西方分層研究中所普遍采用的分層方法，是指通過對某種職業所對應的經濟收入、權力地位和社會聲望進行評價，來對多種職業進行排序的分層方法。由于職業具有客觀性，在某一特定的社會中它對應著相應的經濟收入、權力地位和社會聲望，因此，其也有一定程度的綜合性，并且具有容易測量和觀察的優勢。我國學者在對中國社會階層以及農村階層分化研究中普遍采用此進行階層分類。然而，在以職業為標準進行階層分化研究時，我們都忽略了一個預設性前提，即以職業為分層指標是有條件的，并不是所有的社會都能適用這一指標。毛丹等人研究認為，以職業為分層指標至少應具備以下條件：市場經濟、較高的社會流動率和社會流動的自由、社會的工業化程度較高、穩定的社會結構。[18]就目前我國農村階層分化的現狀而言，農村社會并非完全具備或者基本具備職業分層所要求的條件。此外，農村社會的流動也并非是自由的、通暢的。在自由流動的外表下隱藏著極其的不自由和諸多的體制機制的不順暢。同時，農村社區的職業分化也是不穩定的，農民階級的分化分層帶有很大程度的偶然性、不確定性、自發性以及很強的反彈性，比如長期搖擺在“職業化”與“兼業性”之間的農民工群體。因此，一個正處在分化、變動中的農村社會很難用一種僅適宜在穩定社會結構下的分層標準來考量，這也是職業分層的局限性之所在。因此，農村的階層分化研究不適宜單一采用職業分層的方法。

（二）農民階層分化的地域差異問題

我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不同地區農民的階層分化情況存在很大的差異性，即使在同一地域，受經濟環境、政策因素等影響，農民的分化也呈現多樣性的特點。比如我國農村市場經濟的發展，明顯的呈現出很強的地域性特征：東南部農村的市場經濟發育程度明顯優于西北部地區的農村。可以說我國農村之間由于經濟類型和經濟發展水平的不同，呈現出經濟發展的差異性，這種差異導致了農村社會結構的不同，進而反映在農村社會階層結構上的不同步性：越是經濟不發達的地區，社會階層結構相對簡單，越具有傳統社會的特點，農業勞動者階層所占的比例越大；越是經濟發達的地區，社會階層結構越是復雜，所具有的現代階層的成分就越多，農業勞動者的比例也越小。此外，研究還表明，即使在同一地區，階層的分化也會受到距離城市和市場中心的遠近的不同而呈現不同的情況。距離城區越近，村莊受到的“拉力”越大，農民分化越明顯。區位優勢特征有助于農民的階層分化。[19]因此，農民階層分化的不平衡性加大了對農村社會分層的難度，由于各地農村社會成員分化的模式和結構不同，我們不能以一個統一的標準去分析不同類別農村社會成員的分化。

（三）客觀分層與主觀身份認同的問題

學者當下的研究大多主要集中于構建適合我國農村實際情況的分層研究模式，對于農村的社會分層研究多是以如何確定客觀的尺度來劃分分化中農村社會的各個階層。這在某種程度上的確滿足了研究者的旨趣，但是卻忽略了農村社會成員自身的主觀感受，即對階層的認可度問題。學者們也總是要面臨著這樣的困惑：社會階層的客觀實在與理論建構是否存在差異，理論上的某種階層定位與社會成員的主觀分類是否一致。在以往的階層研究中，學者們引入了“階層意識”這一概念，成為解決階級階層劃分的客觀標準與主觀認同這一問題的關鍵。筆者認為，在面對更具多樣性的農村社會分層的現狀時，也可引入“階層意識”，即從階級階層劃分的客觀指標延伸至階層成員的主觀意愿，即分化中的農村社會成員如何看待當前中國農村社會階層現狀、如何界定自身的階層地位及如何對周圍人群進行階層區別、劃分。中國農村社會階層分化的大幕已經拉開，這是一場聲勢浩大、影響深遠的偉大變革。隨著市場經濟的深入發展及社會改革的不斷推進，農民的階層分化與流動將會繼續。不斷分化著的農民階級要形成新的具有現代社會特質的新的階層仍需假以時日，然而在分化中，我們必須關注的問題的是：層化的本身，意味著差別、意味著不平等。因此，我們要在不斷分化、流變、動蕩的社會轉型中保持穩定的社會秩序，就必須注意研究促成更為開放、更為合理的社會流動的路徑與制度保障，防止分化分層過程中出現的精英結盟、利益固化及分層累積的危險。